对称：语言本质基础上翻译标准的试究

摘 要: 翻译标准是从事翻译活动的主要依据和基础。西方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和中国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提出以后,中西翻译理论家对于翻译标准进行探讨, 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本文从中国翻译的三次高潮中回顾翻译标准的演变, 进行分析和讨论,以便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关键词:翻译标准 演变 翻译高潮
 

打开翻译史册,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继承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翻译事业。我国翻译经历了三次翻译高潮:从东汉到宋朝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和从鸦片战争到清朝末年的西学翻译。在这三次高潮中,从事翻译的译者根据自身的翻译实践总结出宝贵的翻译理论,对翻译工作者产生了深远的指导意义。针对翻译的标准,诸多中外学者和翻译家都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对于中国译者来说,最为熟悉的就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然而纵观历史,翻译标准在不同时期,侧重不一,这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翻译文本的内容息息相关。1 第一次翻译高潮第一次翻译高潮为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是宗教传播的重要手段。尽管佛经翻译理论大多是零星的、片断的,但涉及的面是较广的。佛经翻译理论主要讨论了翻译的“难”和“失本”,翻译的各种方法,译者的修养,翻译的“辞体”、“语趣”,译名问题,翻译批评和组织问题等等。对于翻译标准的讨论也是零散,并没有系统的概括,但在传记和序文中,也能找到对翻译标准讨论的影子。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所谓“五失本”是:(1)经文乃外语,汉译时应改为符合汉语语法的词序;(2)译文应按照汉人的喜好作有一定的修饰;(3)翻译时应删简经文的重复论述;(4)翻译时应删去经文的“义说”(复述的手法);(5)经文转说他事时会将前话重提,翻译时应删除前话重提部分。而“三不易”主要从译者与原作作者的关系、目标语读者与原作作者的关系论证翻译之难。根据“五失本”“三不易”的内容,尤其是“五失本”,道安对翻译经文的标准倾向于通顺,而非忠实,翻译时应考虑译入语的句法和表达习惯。玄奘的“五不翻”。玄奘对翻译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的“五种不翻”的论述。“五种不翻”是:(1)秘密故(神秘语);(2)含多义故(多义词);(3)此无故(中国没有的物名);(4)顺古故(久已通行的音译);(5)生善故(宣扬佛教需要时)。玄奘所谓的“不翻”,就是用音译。严格来说,音译是翻译方法,而非翻译标准,但从中也看出玄奘更侧重忠实原则。赞宁的“六例”。赞宁在《宋高僧传》中提出“今立新意,成六例焉”。他认为翻译时应视情况采用翻译方法,有时需将意思翻译出来,有时只需音译。翻译经文时,还应区分胡语和梵语。有的经文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而有的是经西域传来的,翻译时应区分。翻译时还应注意佛经文词的雅俗之分,和汉语中的雅俗问题,同时,佛经有些句子需用通俗的话直译,有些则需用较隐秘的话意译。“六例”中主要谈论的是翻译佛经的方法。2 第二次翻译高潮第二次翻译高潮为明清两代。这一时期包括了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与士大夫的科技翻译论以及近代翻译论,主要讨论翻译的目的、功能以及迫切性。希望通过翻译来对西方科技“会通”,以求“超胜”。马建忠的“善译”标准:马建忠认为要做到“善译”,译者对原文语言和译入语必须都深有研究,在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原文的音调,文句的繁简,文体的变化,以及原文的神情与语义。“善译”标准,是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保持一致,使读者读译文时能有与读原文者相同的感受。严复的“信、达、雅”标准:严复认为翻译应力求其信,即忠实于原文,但如不达,那等于没译。严复的“信”和“达”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标准“,达”的目的是为了“信”。而“雅”体现了译作的文学艺术价值,同时也是为了“达”。“信、达、雅”标准影响深远,这是严复对翻译的主要理论贡献。林纾的“存旨论”:在林纾的《黑奴吁天录》的《例言》中,他指出翻译标准和原则:“存其旨而易其辞,本意不亡失。”他认为翻译不应“参以己见” 　　

摘 要: 翻译标准是从事翻译活动的主要依据和基础。西方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和中国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提出以后,中西翻译理论家对于翻译标准进行探讨, 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本文从中国翻译的三次高潮中回顾翻译标准的演变, 进行分析和讨论,以便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关键词:翻译标准 演变 翻译高潮
 

打开翻译史册,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继承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翻译事业。我国翻译经历了三次翻译高潮:从东汉到宋朝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和从鸦片战争到清朝末年的西学翻译。在这三次高潮中,从事翻译的译者根据自身的翻译实践总结出宝贵的翻译理论,对翻译工作者产生了深远的指导意义。针对翻译的标准,诸多中外学者和翻译家都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对于中国译者来说,最为熟悉的就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然而纵观历史,翻译标准在不同时期,侧重不一,这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翻译文本的内容息息相关。1 第一次翻译高潮第一次翻译高潮为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是宗教传播的重要手段。尽管佛经翻译理论大多是零星的、片断的,但涉及的面是较广的。佛经翻译理论主要讨论了翻译的“难”和“失本”,翻译的各种方法,译者的修养,翻译的“辞体”、“语趣”,译名问题,翻译批评和组织问题等等。对于翻译标准的讨论也是零散,并没有系统的概括,但在传记和序文中,也能找到对翻译标准讨论的影子。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所谓“五失本”是:(1)经文乃外语,汉译时应改为符合汉语语法的词序;(2)译文应按照汉人的喜好作有一定的修饰;(3)翻译时应删简经文的重复论述;(4)翻译时应删去经文的“义说”(复述的手法);(5)经文转说他事时会将前话重提,翻译时应删除前话重提部分。而“三不易”主要从译者与原作作者的关系、目标语读者与原作作者的关系论证翻译之难。根据“五失本”“三不易”的内容,尤其是“五失本”,道安对翻译经文的标准倾向于通顺,而非忠实,翻译时应考虑译入语的句法和表达习惯。玄奘的“五不翻”。玄奘对翻译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的“五种不翻”的论述。“五种不翻”是:(1)秘密故(神秘语);(2)含多义故(多义词);(3)此无故(中国没有的物名);(4)顺古故(久已通行的音译);(5)生善故(宣扬佛教需要时)。玄奘所谓的“不翻”,就是用音译。严格来说,音译是翻译方法,而非翻译标准,但从中也看出玄奘更侧重忠实原则。赞宁的“六例”。赞宁在《宋高僧传》中提出“今立新意,成六例焉”。他认为翻译时应视情况采用翻译方法,有时需将意思翻译出来,有时只需音译。翻译经文时,还应区分胡语和梵语。有的经文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而有的是经西域传来的,翻译时应区分。翻译时还应注意佛经文词的雅俗之分,和汉语中的雅俗问题,同时,佛经有些句子需用通俗的话直译,有些则需用较隐秘的话意译。“六例”中主要谈论的是翻译佛经的方法。2 第二次翻译高潮第二次翻译高潮为明清两代。这一时期包括了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与士大夫的科技翻译论以及近代翻译论,主要讨论翻译的目的、功能以及迫切性。希望通过翻译来对西方科技“会通”,以求“超胜”。马建忠的“善译”标准:马建忠认为要做到“善译”,译者对原文语言和译入语必须都深有研究,在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原文的音调,文句的繁简,文体的变化,以及原文的神情与语义。“善译”标准,是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保持一致,使读者读译文时能有与读原文者相同的感受。严复的“信、达、雅”标准:严复认为翻译应力求其信,即忠实于原文,但如不达,那等于没译。严复的“信”和“达”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标准“,达”的目的是为了“信”。而“雅”体现了译作的文学艺术价值,同时也是为了“达”。“信、达、雅”标准影响深远,这是严复对翻译的主要理论贡献。林纾的“存旨论”:在林纾的《黑奴吁天录》的《例言》中,他指出翻译标准和原则:“存其旨而易其辞,本意不亡失。”他认为翻译不应“参以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