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的论简析数字习语的翻译

摘要】本文从目的论这一角度简要分析数字方面的习语翻译，强调从译文的目的出发，更多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接受心理和阅读习惯，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
【关键词】 目的论；文化差异；习语；翻译目的
习语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历史文化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习语的正确运用，可以使语言生动活泼，产生锦上添花的理想效果。但习语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是每一个翻译工作者不可回避的困难。胡文仲教授曾指出：“文化错误比语言错误更严重，更糟糕，这就要求人们在翻译习语时，需要敏感的意识到习语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因此，习语的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相互转换，更是两种文化的相互转化。正确恰当的习语翻译可以大大促进文化的顺利交流。本文将从目的论这一角度简析一下习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习语的翻译，并求证于方家。
（一）目的论概述
以目的论为核心的功能翻译理论，是莱斯(Reiss)、费米尔(Vermeer)、和诺德(Nord)共同努力的结果。1971年，莱斯在其著作《翻译批评的可能性及限制》(《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一书中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功能的一个标准。此后，其学生费米尔发展了功能派的这一理论，主张以文本目的（skopos）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提出了目的论（skopos theory）,从而成为功能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最重要的法则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也就是说，翻译功能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或译文是否完美，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
这与传统的“等值观”有很大不同。传统“等值观”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不同语言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等关系”的假设上，而这种假设在很多情况下是不成立的。由于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不同语言文化即使有偶合之处，但归根到底并不存在着“一一对应”的绝对关系。作为受文化制约的语言符号，原文语篇和译文语篇都受到各自交际环境的影响，译文功能和原文功能可能相似或保持一致，也有可能完全不同。因此，译文不能以原文是否对等为原则，而应以其功能为目的，应该从翻译的过程，参与者的角色，翻译行为所发生的环境诸方面全方位考虑，从而选择并实施最佳翻译策略。根据译文的目的和译入语文化的标准，原文中某些成分可以保留，某些成分可以根据译语语境进行增补、删减、改写等一系列必要的调整。具体要保留什么，改动什么，保留多少，改动多少，就要视翻译的目的而定。这一理论虽有悖于现有翻译的某些标准，但一些十分成功的翻译著作却为其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例证和依据。事实上，目的论的应用无处不在，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二）数字文化的差异及习语翻译
从古至今，无论在哪种文化中，“语言拜物教”（word fetishism）影响着人们的潜意识，使得人们认为某些数字有着超凡神奇的魔力，可以赐福或降祸与人。因此，数字的文化内涵与人们的心里是分不开的。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泰勒曾说过：“神话和宗教起源于泛灵论（animism），数字也有灵，甚至可以控制人的生死。”于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便有意无意地把某些数字和一个人的命运等联系在一起。正是基于这种心理，人们把数字赋予了积极或消极的文化内涵。由于各国的政治环境、经济条件、历史发展以及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了相去甚的数字文化差异。迥然不同的文化差异给翻译带来了诸多困难。习语由于自身的特点和鲜明的民族性，更是给翻译设置了很多的困难和障碍。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习语时一定要谨慎，切不可望文生义。
数的概念，来自于自然界，来自于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和观察，来自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总结。由于不同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等的差异，数字在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也表现出不同的意义。
从文化渊源上来看，汉民族注重对称，注重成双的审美心理及讨吉避凶的文化心理，形成了自觉的有意识的利用谐音，谐义求取吉祥，或刻意躲避因语言相似或构字相关造成不祥意义联想的习惯。如4与“死”; 8与“发”。9与“久”。此外，中国几千年传承着儒家“伦理道德”的思想和道家“天人合一”的观点，而英美文化则深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因此英语中产生的数字方面的习语很多都与《圣经》有关。本文将以数字习语为例简要说明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
1．a nine days wonder 在中国人眼里，“九”是一个富有神奇色彩的数字，由于与“久”谐音，历来受到人们的青睐，尤其是封建帝王的重视。他们常借用“久”来象征他们的统治天长地久，长治久安。而在英语中，nine却没有此殊荣，并不表示神圣，尊贵的意思，如 a nine days wonder 表示的是昙花一现的事情，不表示长久恒定的意思。英汉两种文化的差异，决定了在翻译时要考虑到译语读者的接受心理和阅读习惯，应意译为昙花一现。这样做方便读者理解同时降低了阅读难度，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达到翻译的预期效果。
2．hit somebody for six 大家都知道，“六”在我们汉文化中是个非常吉利的数字，中国俗语“六六大顺”就充分体现了吉祥顺利的意思。就充分体现了吉祥顺利的意思。人们在挑选电话号码或是车牌号的时候尤其喜欢尾数是六的数字，希望这些数字能给他们带来吉祥如意。农历的初六、十六、二十六、被视为举行婚礼的吉日。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六”却是个不受欢迎的数字。人们甚至视“六”为凶数或是不吉利数，所以如果把这个直译，既不能传达这个习语的真正意思，又不能被读者理解和接受。翻译的目的就是为了两种不同文化通过翻译进行交流。所以翻译成“相差悬殊”既通俗易懂，易于读者接受又达到了交流的目的，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
3．to be in the seventh heaven “seven”在西方是极具神秘色彩的数字，对世界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世界用了六天时间，第七天休息，被定为“圣日”。，英语民族的美德、善事、罪恶都要凑足“七”件。如“七种美德”（seven virtues）、“七宗罪”（seven deadly sins）、“七大精神财富”(the seven gifts of the spirits)、七大肉体善事（the seven corporal works of mercy）、“七大精神善事”（the seven spiritual works of the mercy）等。但“七”在中国确是被人们常常忌讳的数字，给人送礼忌七样或七件，甚至人们在挑选良辰吉日时不挑初七、十七、二十七，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人崇尚偶数的心里有关，另一方面与中国祭奠死者的传统有关。因此，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在七重天”，会让读者感到不知所云，不能准确理解习语的意思，所以应该翻译成“非常快乐”。同样，“the seventh of a seventh son”意思是“显要的后代”，而不是中国人理解的人丁兴旺。翻译的目的就是让读者明白理解不同于自己的文化，易于被译文读者理解和接受，达到翻译的预期目的。因此在翻译时一定要考虑译语文化的文化语境，根据译语文化和翻译目的来调整译文。
4．thirteen at table 在欧美等西方国家，thirteen是个令人恐慌不安的数字，人们把thirteen看成是头号大忌，长期以来，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语“thirteen is an unlucky number”“ thirteen at table”如果直接翻译成“十三个进食者”而不加任何解释，译语读者由于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而无法理解它的真正含义。一种说法认为本习语源自“最后的晚餐”，据说在耶稣和他的十二门徒在一起就餐时，参与宴会的第十三个犹大就坐在第十三个位子上，犹大出卖耶稣后便出门自缢而亡。另一说：在天国，一次款待阵亡英灵的宴会上，12神同席就餐时，突然闯入不速之客凶神罗基，凑成13人，结果使在座的最高之神奥丁的日子遇难，其他的神也从此一蹶不振。而在中国，人们基本上对“13”没有忌讳。不同的文化，赋予了数字不同的文化内涵，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顾及原文，更要考虑到译文和译文读者的心理感受和情感需要，达到译文预期的目的。
有关数字方面的习语很多，本文只是举例简析目的论在数字习语翻译中的运用。中西文化的巨大差距，要求译者在翻译时要考虑到读者的要求和阅读心理，这样可以降低阅读难度，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提高他们的阅读兴趣，从而达到翻译的预期目的。
（三）结论
目的论突破了等值观的限制，将目的论提高了一个新的高度，强调了译文文本的预期功能，强调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进行创造性翻译，从而更好的传达原作。习语作为语言的精髓，负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的差异给翻译尤其是习语的翻译增加了很多难度。翻译不仅要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要降低读者对译文的陌生感，降低读者的接受难度，容易能够被读者理解和接受，提高他们的兴趣。著名翻译家朱虹在其从事中译英文学翻译实践中对此深有感触：我们中国作家的作品，固然必须有中国的特色才能吸引国外的读者。可是另一方面，译品同时也是商品，向国外推荐时也必须考虑到国外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接受能力。可见翻译并不能一味拘泥于原文，更要考虑到翻译的预期目的和文本的特殊功能。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产生不同的效果。然而由于语言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巨大差异，译者在翻译时更应该考虑到译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不可拘泥于一种形式和翻译理论的指导。
参考文献：
Christina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Shanghai. 2001.
常骏跃. 《流行英语成语》.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陈小慰.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 【J】.中国翻译，2004，（4）.
代荣. 从目的论的角度看商标翻译 【J】. 商场现代化，2004,(12).
胡国强.试论东西方数字文化差异的成因【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5（2）
李建林.从数字的联想意义看中英民族文化心理【J】.柳州师专学报，2002（2）
陆刚. 论文章标题英译的功能对等 【J】. 中国科技翻译，2003,(4)
殷莉. 英汉数字的语用差异【J】.合肥学院学报，2005，（2）
殷莉.民族文化心理与英汉数字习语. 【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9)
游洁 张映先.从目的论看《红楼梦》中俗语的翻译 【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6).
仲伟合 钟珏. 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 【J】.中国翻译，1999，（3）. 
 

摘要】本文从目的论这一角度简要分析数字方面的习语翻译，强调从译文的目的出发，更多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接受心理和阅读习惯，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
【关键词】 目的论；文化差异；习语；翻译目的
习语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历史文化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习语的正确运用，可以使语言生动活泼，产生锦上添花的理想效果。但习语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是每一个翻译工作者不可回避的困难。胡文仲教授曾指出：“文化错误比语言错误更严重，更糟糕，这就要求人们在翻译习语时，需要敏感的意识到习语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因此，习语的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相互转换，更是两种文化的相互转化。正确恰当的习语翻译可以大大促进文化的顺利交流。本文将从目的论这一角度简析一下习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习语的翻译，并求证于方家。
（一）目的论概述
以目的论为核心的功能翻译理论，是莱斯(Reiss)、费米尔(Vermeer)、和诺德(Nord)共同努力的结果。1971年，莱斯在其著作《翻译批评的可能性及限制》(《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一书中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功能的一个标准。此后，其学生费米尔发展了功能派的这一理论，主张以文本目的（skopos）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提出了目的论（skopos theory）,从而成为功能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最重要的法则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也就是说，翻译功能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或译文是否完美，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
这与传统的“等值观”有很大不同。传统“等值观”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不同语言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等关系”的假设上，而这种假设在很多情况下是不成立的。由于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不同语言文化即使有偶合之处，但归根到底并不存在着“一一对应”的绝对关系。作为受文化制约的语言符号，原文语篇和译文语篇都受到各自交际环境的影响，译文功能和原文功能可能相似或保持一致，也有可能完全不同。因此，译文不能以原文是否对等为原则，而应以其功能为目的，应该从翻译的过程，参与者的角色，翻译行为所发生的环境诸方面全方位考虑，从而选择并实施最佳翻译策略。根据译文的目的和译入语文化的标准，原文中某些成分可以保留，某些成分可以根据译语语境进行增补、删减、改写等一系列必要的调整。具体要保留什么，改动什么，保留多少，改动多少，就要视翻译的目的而定。这一理论虽有悖于现有翻译的某些标准，但一些十分成功的翻译著作却为其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例证和依据。事实上，目的论的应用无处不在，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二）数字文化的差异及习语翻译
从古至今，无论在哪种文化中，“语言拜物教”（word fetishism）影响着人们的潜意识，使得人们认为某些数字有着超凡神奇的魔力，可以赐福或降祸与人。因此，数字的文化内涵与人们的心里是分不开的。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泰勒曾说过：“神话和宗教起源于泛灵论（animism），数字也有灵，甚至可以控制人的生死。”于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便有意无意地把某些数字和一个人的命运等联系在一起。正是基于这种心理，人们把数字赋予了积极或消极的文化内涵。由于各国的政治环境、经济条件、历史发展以及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了相去甚的数字文化差异。迥然不同的文化差异给翻译带来了诸多困难。习语由于自身的特点和鲜明的民族性，更是给翻译设置了很多的困难和障碍。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习语时一定要谨慎，切不可望文生义。
数的概念，来自于自然界，来自于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和观察，来自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总结。由于不同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等的差异，数字在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也表现出不同的意义。
从文化渊源上来看，汉民族注重对称，注重成双的审美心理及讨吉避凶的文化心理，形成了自觉的有意识的利用谐音，谐义求取吉祥，或刻意躲避因语言相似或构字相关造成不祥意义联想的习惯。如4与“死”; 8与“发”。9与“久”。此外，中国几千年传承着儒家“伦理道德”的思想和道家“天人合一”的观点，而英美文化则深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因此英语中产生的数字方面的习语很多都与《圣经》有关。本文将以数字习语为例简要说明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
1．a nine days wonder 在中国人眼里，“九”是一个富有神奇色彩的数字，由于与“久”谐音，历来受到人们的青睐，尤其是封建帝王的重视。他们常借用“久”来象征他们的统治天长地久，长治久安。而在英语中，nine却没有此殊荣，并不表示神圣，尊贵的意思，如 a nine days wonder 表示的是昙花一现的事情，不表示长久恒定的意思。英汉两种文化的差异，决定了在翻译时要考虑到译语读者的接受心理和阅读习惯，应意译为昙花一现。这样做方便读者理解同时降低了阅读难度，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达到翻译的预期效果。
2．hit somebody for six 大家都知道，“六”在我们汉文化中是个非常吉利的数字，中国俗语“六六大顺”就充分体现了吉祥顺利的意思。就充分体现了吉祥顺利的意思。人们在挑选电话号码或是车牌号的时候尤其喜欢尾数是六的数字，希望这些数字能给他们带来吉祥如意。农历的初六、十六、二十六、被视为举行婚礼的吉日。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六”却是个不受欢迎的数字。人们甚至视“六”为凶数或是不吉利数，所以如果把这个直译，既不能传达这个习语的真正意思，又不能被读者理解和接受。翻译的目的就是为了两种不同文化通过翻译进行交流。所以翻译成“相差悬殊”既通俗易懂，易于读者接受又达到了交流的目的，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
3．to be in the seventh heaven “seven”在西方是极具神秘色彩的数字，对世界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世界用了六天时间，第七天休息，被定为“圣日”。，英语民族的美德、善事、罪恶都要凑足“七”件。如“七种美德”（seven virtues）、“七宗罪”（seven deadly sins）、“七大精神财富”(the seven gifts of the spirits)、七大肉体善事（the seven corporal works of mercy）、“七大精神善事”（the seven spiritual works of the mercy）等。但“七”在中国确是被人们常常忌讳的数字，给人送礼忌七样或七件，甚至人们在挑选良辰吉日时不挑初七、十七、二十七，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人崇尚偶数的心里有关，另一方面与中国祭奠死者的传统有关。因此，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在七重天”，会让读者感到不知所云，不能准确理解习语的意思，所以应该翻译成“非常快乐”。同样，“the seventh of a seventh son”意思是“显要的后代”，而不是中国人理解的人丁兴旺。翻译的目的就是让读者明白理解不同于自己的文化，易于被译文读者理解和接受，达到翻译的预期目的。因此在翻译时一定要考虑译语文化的文化语境，根据译语文化和翻译目的来调整译文。
4．thirteen at table 在欧美等西方国家，thirteen是个令人恐慌不安的数字，人们把thirteen看成是头号大忌，长期以来，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语“thirteen is an unlucky number”“ thirteen at table”如果直接翻译成“十三个进食者”而不加任何解释，译语读者由于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而无法理解它的真正含义。一种说法认为本习语源自“最后的晚餐”，据说在耶稣和他的十二门徒在一起就餐时，参与宴会的第十三个犹大就坐在第十三个位子上，犹大出卖耶稣后便出门自缢而亡。另一说：在天国，一次款待阵亡英灵的宴会上，12神同席就餐时，突然闯入不速之客凶神罗基，凑成13人，结果使在座的最高之神奥丁的日子遇难，其他的神也从此一蹶不振。而在中国，人们基本上对“13”没有忌讳。不同的文化，赋予了数字不同的文化内涵，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顾及原文，更要考虑到译文和译文读者的心理感受和情感需要，达到译文预期的目的。
有关数字方面的习语很多，本文只是举例简析目的论在数字习语翻译中的运用。中西文化的巨大差距，要求译者在翻译时要考虑到读者的要求和阅读心理，这样可以降低阅读难度，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提高他们的阅读兴趣，从而达到翻译的预期目的。
（三）结论
目的论突破了等值观的限制，将目的论提高了一个新的高度，强调了译文文本的预期功能，强调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进行创造性翻译，从而更好的传达原作。习语作为语言的精髓，负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的差异给翻译尤其是习语的翻译增加了很多难度。翻译不仅要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要降低读者对译文的陌生感，降低读者的接受难度，容易能够被读者理解和接受，提高他们的兴趣。著名翻译家朱虹在其从事中译英文学翻译实践中对此深有感触：我们中国作家的作品，固然必须有中国的特色才能吸引国外的读者。可是另一方面，译品同时也是商品，向国外推荐时也必须考虑到国外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接受能力。可见翻译并不能一味拘泥于原文，更要考虑到翻译的预期目的和文本的特殊功能。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产生不同的效果。然而由于语言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巨大差异，译者在翻译时更应该考虑到译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不可拘泥于一种形式和翻译理论的指导。
参考文献：
Christina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Shanghai. 2001.
常骏跃. 《流行英语成语》.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陈小慰.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 【J】.中国翻译，2004，（4）.
代荣. 从目的论的角度看商标翻译 【J】. 商场现代化，2004,(12).
胡国强.试论东西方数字文化差异的成因【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5（2）
李建林.从数字的联想意义看中英民族文化心理【J】.柳州师专学报，2002（2）
陆刚. 论文章标题英译的功能对等 【J】. 中国科技翻译，2003,(4)
殷莉. 英汉数字的语用差异【J】.合肥学院学报，2005，（2）
殷莉.民族文化心理与英汉数字习语. 【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9)
游洁 张映先.从目的论看《红楼梦》中俗语的翻译 【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6).
仲伟合 钟珏. 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 【J】.中国翻译，1999，（3）.